目前，全球金融体系仍处于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阴霾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风险跨境、跨业传染的复杂性、敏感性和交叉性特征明显增加。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当中，处于三期叠加和新常态阶段。在此过程中，先前金融体系改革带来的效应已经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复杂形势，经济金融体系多年运行积累的风险值得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防控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难题。

　　资本市场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谈到资本市场或者说单纯的股市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影响，必须要提到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据统计，1929年前美国股市的市值占GDP的比重一度达到80%以上，那次危机对美国经济以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冲击是致命的。那次股灾之后，美国重建了它的制度体系，出台了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建立了证监会以及相应的基本规则，确立了风险经营、风险监管的基本框架，维持了美国资本市场半个多世纪的平稳。

　　观察美国大危机以来的金融体系运行实践可以发现，在每一次危机中，美联储的政策及政策信号始终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针对美联储在1929-1933年大危机中的作用，弗里德曼曾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美联储在大萧条时期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最终导致大萧条从金融萧条转变为经济衰退。1987年“黑色星期一”，格林斯潘主席第一时间表示，美联储已经准备了充足的流动性资金以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需要。美联储及时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并降低短端利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从而快速遏制了危机的蔓延。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出问题后，美联储有史以来第一次出面，召集14家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商讨共同救助LTCM。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同心同行、力挽美国高风险金融体系于狂澜之中，其间也有很多方法、工具与经验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格林斯潘1996年曾经有一段著名的演讲，他说如果崩溃的金融资产泡沫不会威胁到实体经济和就业稳定，中央银行家就不用担心，但不应该低估资产市场和经济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因此综合考虑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特别是资产价格变动）必须是货币政策整体的一部分。伯南克也认为，对资产价格的泡沫，货币政策要么任其自然发展，要么刺破泡沫，但这两种操作的效果都带有一定的极端性，最好避免这两种极端。这就要求通过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及时性和适当性来维护金融稳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管好流动性闸门。

　　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教训。例如，1989年日本金融出了问题后，央行货币政策的导向与操作与当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资本市场的衰退走势在较长时间内背道而驰，这很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经历长时间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

　　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是货币政策信号有效传导的重要基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脱媒呈加速态势，以基金等资产管理机构为代表的非银行部门快速发展，支撑企业投资风险管理的资本市场体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货币政策及其信号的传导由以前以银行系统为主发展为更加复杂的多渠道传导。从实践上看，资本市场能够直接对宏观经济变量和货币政策信号做出快速灵敏的反应，资本市场参与者最多、透明度高，通过价格涨跌，通过期货和现货的交替应用，通过正向和反向的操作，能够迅速地管理和出清风险，从而将资金引导到有投资价值的领域。利率、汇率、流动性总量及其他衍生工具操作等货币政策信号，都会通过资本市场传导，正常情况下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灵敏度也是最高的。

　　货币政策信号在资本市场上传导的渠道主要有五个。一是抵押品效应。随着股票价格的上涨，企业估值增加，可用于融资的抵押品价值上升，企业融资功能随之增强，从而放大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果。二是托宾Q效应。股票价格上涨还可导致单位资本投资回报增加，企业重组成本下降、投资意愿增加。三是财富效应。股票等资本工具价格上涨，企业资产和居民财富将随之增加，投资和消费意愿增强。四是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兼并重组实现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其通过银行体系获得资金的价格会大幅降低，便利性会大幅增加。五是资本市场创新支持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从而扩大就业机会，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稳定性，进而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

　　当然，资本市场也有局限性。当资本市场泡沫快速形成甚至不断放大时，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会变得迟钝，甚至是逆反应。就像“黑洞”完全或者部分吸收了太阳的光线，此时资本市场的泡沫可能达到了顶点，情况非常可怕。因此，中央银行及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应尽力避免出现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产生“黑洞”吸收现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跟踪研究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每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经济复苏情况，许多专家学者对此也有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发现，一国经济的活跃程度（特别是危机重创后经济复苏的程度、速度和可持续性）与该国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高度正相关。美国即为最典型例证。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所以其经济修复能力也很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很快复苏。尽管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但基本规律是相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国也有独特的做法和优势，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例如，2003年修订《人民银行法》时，赋予了央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能。我在央行期间为这一神圣职能工作了10多年。历史上，央行主导的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证券公司风险处置与重组，以及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的多部门联手应对，都彰显了央行的前瞻性和系统性，这方面我国经验不逊于也不输于其他国家。在当今世界金融体系处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三性”交织状态下，我们应继续加强货币政策信号对资本市场体系的影响和关系方面的研究。

　　总之，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下，中国必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市场前景广阔，对此我们有自信、有把握，更有担当。其次，资本市场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证监会也将配合央行做好相应的金融稳定工作。第三，资本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灵敏和及时。应当利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时间窗口，不失时机地深化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不失时机地向货币政策借势借力，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所以，中国证监会不仅会一如既往地，而且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珍惜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并以此促进中国资本市场持续稳健发展。

   注：本文摘编自刘士余在2017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