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营体系方面，人民银行数字货币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

　　双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

　　由科技巨头发起的商业数字货币话题持续不断，与此同时，全球央行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也在稳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无疑走在了前列。CF40特邀成员、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透露，人民银行数字货币已呼之欲出。

　　人民银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

　　脸书（Facebook）发行虚拟货币项目Libra一事，是最近市场热议的话题之一。

　　在伊春论坛上，CF40特邀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在提及Libra时表示，在我国，资金跨境不能无因划转。基于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和汇率市场化进程，外汇管理的一个基础要求是，强调外汇交易要有真实交易背景，目前在我国由银行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审核。而Libra可能对这一基础要求形成挑战。

　　“从Libra公布的技术特点看，Libra是C2C（个人与个人间）的，由谁来落实对交易的跨境交易真实性审核，以及技术上如何在数字环境下区分交易是境内还是跨境，是发生在境内主体之间还是境内主体与境外主体之间，这些都是新课题。”孙天琦说。

　　孙天琦建议，将Libra视作外币，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首先，Libra和人民币之间的兑换，须符合结售汇规定；其次，以Libra为媒介的跨境收支交易须有真实交易背景；再次，可用于我国已承诺的完全可兑换的经常项目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交易，以及资本项下已经开放的交易，同时须遵守现行外汇管理规定。

　　在由科技巨头发起的商业数字货币引发全球探讨的同时，全球央行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也正在稳步推进。有关媒体援引国际清算银行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称，参与调查的全球央行中，有70%正在参与或将要参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工作或研究。

　　目前全球对数字货币的研究中，中国是走在前列的。不久前，人民银行召开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提出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步伐。“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现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穆长春在上述论坛上透露。

　　据他介绍，在运营体系方面，人民银行数字货币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单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双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

　　选择双层运营体系有其背后的逻辑。穆长春解释称，单层投放框架下，人民银行直接面对公众投放数字货币，相比商业银行存款货币，数字货币在人民银行信用背书的情况下，竞争力优于商业银行存款货币，会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投放能力，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市场的依赖。这种情况下，会抬高资金价格，增加社会融资成本，损害实体经济。

　　网络平台发展不能单靠“烧钱”模式

　　数字货币其实由来已久，为何Libra的问世，格外引发关注？这与其发起人脸书关系密切。作为数字经济垄断性的科技公司，脸书凭借覆盖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用户数，拥有庞大的网络效应。

　　因此，在伊春论坛上，金融科技的发展也是被热议的另一大话题。“我们未来可能会生存在一种市场存在扭曲的状况下。”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在他看来，市场扭曲的出现与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有联系的。

　　周小川指出，在IT技术和网络化发展过程中，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环节开始出现网络效应，可能带来“赢者通吃”效应，因此引发竞争手段的变化。过去传统的市场竞争，主要是规模效应递减；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呈现规模递增效应。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规模递增，而是由网络效应所带来的。

　　“与此相关的是，在竞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通过‘烧钱’占领市场份额、扩大流量的做法。”周小川认为，这些做法没有太多可非议的，但会对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提出重要挑战。

　　对此，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认为，科技金融最合理、有效的发展路径，应该是网络数据平台跟各种产业链金融相结合。他指出，在消费互联网时代，一些网络平台公司的盈利模式往往靠“烧钱”取得规模优势，或者靠广告收费取得一定垄断效益。但在产业互联网时代，这一路径或许再也走不通。

　　黄奇帆表示，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一个有作为的网络数据公司，如果“分心”去做金融业，一是要有金融企业所需具备的充足资本金；二是要有规范的放贷资金市场来源；三是要有专业的金融理财人士，还要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合理的网络数字平台，应通过五种渠道取得效益、红利。”黄奇帆表示。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金融业务工作效率；二是实现数字网络平台公司和金融业务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优化红利；三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筹、统计、调度，降低产业链、供应链的物流成本；四是由于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五是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合理地返还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下游、金融方和数据平台经营方，从而产生万宗归流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趋利的集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