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2019年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2020年经济工作。

　　会议肯定了，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成绩来之不易。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呈现逐季下行态势，三季度经济增长6%。在市场机构争议2020年是否要“保6”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释放出要刻意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信号。

　　会议指出，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定调，区别于去年“结构性去杠杆”，意味着2020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不宜大力去杠杆；稳杠杆的定调，也意味着不会出现大水漫灌，不会过度加杠杆。

　　宏观政策组合的基本框架，仍然是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积极就业政策。会议强调，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多措并举保持就业形势稳定。

　　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

　　会议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我们要做好工作预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形势的判断，一以贯之地保持战略定力，对于目前的形势不要过度怀疑，要准确判断。当前经济增速下行，是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三方面力量作用的结果，要因症施策，不是简单救急。逆周期政策对冲的是周期性下行力量，政策力度要与周期性下行力量相匹配，不能简单强刺激和大水漫灌，需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12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对2020年国内外形势的严峻复杂程度，讲得更多、更深一些。经济当中的风险点，有时候难以准确预判，做好工作预案之后，应对上会更加从容。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央对于国内外形势上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是必然趋势。所以，更多地要做一些中长期、根本性的部署，包括推进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更好与现代经济体系相协调等，短期刺激政策会有，但量会比较温和。

　　会议指出，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继续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当市场机构争议2020年是否要“保6”时，何谓“量的合理增长”呢？

　　“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形势和风险的判断，个人觉得，如果要确定2020年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在5.5%-6%的区间是合适的”，张永军表示。

　　邵宇指出，2020年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实现“2020年GDP总量相较2010年翻一番”作为底线，经济增速在5.8%-6%之间就差不多了。

　　积极财政政策如何部署？

　　会议指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会议指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从宏观政策部署上，也未见有大水漫灌的痕迹。区别于前些年积极财政政策多“加力”的部署，2020年财政政策更加侧重在提质增效、保重点、保基本上。2019年超2万亿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也带来地方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时，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领域的部署中明确提到，“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

　　张永军表示，“去杠杆”推进几年后，我国宏观杠杆率没有继续上升，去杠杆取得一定成绩。尤其在我们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外部风险增多的背景下，这个时候不宜加大去杠杆的力度。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也意味着不会明显提高宏观杠杆率，不会采取大水漫灌的政策。

　　“2019年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举措，2020年进一步减税空间不大，重点应该把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好。经济下行压力仍在，还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2020年积极财政政策上，财政支出规模应有所扩大，可以适当提高赤字率、专项债规模，财政资金使用上要保障重点领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当朝着适度放松的方向调整，2020年可以降低准备金率，增加基础货币供应，使得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张永军指出。

　　邵宇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这属于压箱底的重大工程，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加以支持。2020年财政政策部署上，虽然没有推出新的减税举措，但也会保持积极的力度，对基础设施建设加以支持，专项债的规模也有望增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会议指出，在工作中，我们形成一些重要认识，包括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

　　张永军表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经济潜在增速在下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让经济增速不至于过快地下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是从供给端的角度，进行补短板、强弱项，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些需要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改革开放等才能够实现。逆周期调节政策更多属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在扩大当期有效需求的同时，投入方向上应该与长期发展方向相一致。

　　会议对此有诸多部署，比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要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出机制，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导保险公司回归保障功能。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